电子车牌是否会在最近几年普及
电子车牌是汽车的电子身份证。电子车牌即是基于RFID技术的车辆身份自动识别卡，它通过与读写设备进行双向通信，读取其中的信息，从而准确识别车辆。与人的身份证类似，电子车牌可以作为车辆识别的唯一标识，因此也被称为“电子汽车身份证”。
电子车牌与ETC均起源于成熟的RFID技术，但两者在在应用目的、牵头部门、技术指标方面均不同。可以说电子车牌比ETC功能更加强大，甚至有望成为ETC的迭代技术。
与传统光学车牌相比，电子车牌有独特优势，功能上两者不是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传统光学车牌，即蓝牌或绿牌，可以看做当前的“汽车身份证“，在车辆管理和交通管理方面的发挥重要作用。在实时交通管理过程中，对于汽车身份的识别主要依靠安装在路侧的摄像头进行拍照，通过摄像头的OCR算法进行信息的识别。电子车牌与其相比，提取的数据是在系统中预存加密的信息，在数据准确性、快速性、稳定性等方面更有优势。而光学方法最大的优势则在于能够留下可视化的证据，两者相辅相成，和谐共生。
智慧城市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感知、互联、分析整合城市的各类信息，提升城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其本质是利用信息技术对城市进行重构，物联网、5G、大数据、云计算、AI将成为重要的技术支撑。
智慧城市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城市安全、交通、政务、医疗、家居等多个领域，而万物互联技术是将各个“信息孤岛“串联的重要工具。安全是城市最基础的需求，在过去的十年间，国家先后推行了平安城市、雪亮工程等项目。在安全需求得到基本解决后，交通、政务、医疗等领域的智能化有望成为重要的发力方向。具体到交通领域来看，车联网按照约定的通信协议，收集车辆与车辆、车辆与环境之间的交互数据，以实现智能化的车辆管理与交通管理，是智慧城市在交通领域的重要表现形态。
电子车牌对于车联网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从技术角度来看：电子车牌是V2X的入口。电子车牌利用RFID技术，与路侧的读写单元进行通信，可以理解为V2X的初级形态。如果说V2X是汽车网联化的通道，那么电子车牌就是入口。电子车牌能解决汽车网联化过程中身份识别的重要问题，就像手机号码之于移动通信网络、二维码之于O2O。
从政府角度来看：电子车牌解决道路和车辆管理痛点。随着我国城镇化规模扩大，汽车保有量不断攀升，城市交通拥堵状况与车辆管理的难度也在与日俱增。电子车牌在车辆信息管理、车辆定位追踪、道路测速与流量统计、危险品运输管理、渣土车管理、环保限行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直击公安和交通部门工作过程中的痛点。
从商业角度来看：电子车牌的数据具有商业价值。物联网最大的价值在于背后的数据，电子车牌也不例外，经过清洗后的数据，商业价值巨大。例如，基于车辆的保险信息，保险公司能够进行精准营销；基于地理位置信息，能够进行精准泊车导航；与支付手段进行绑定，在充值、扣费等自动结算功能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汽车电子车牌自2009年政策上提出至今已有10年时间，但产业化进展缓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来自于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两个方面。这十年间，以公安部和工信部牵手制定汽车电子标识标准为分水岭，可以将产业的发展分为2009~2013，2013~至今，两个阶段。
技术标准方面：各地技术标准存在差异，系统间无法实现兼容。过去2012年以前，我国电子车牌试验以主要以各地级市为主体，各城市的侧重目的与技术标准也有差异。由于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各地引进的系统间标准不一，技术参数互不兼容。在向全国更大范围内推广时，遇到了较大的障碍。例如，仅通信频段而言，各城市从125kHz到925Mhz均有使用，对于汽车这样高流动性的使用对象来说，适用性大大降低。
法律法规方面：依靠市场自发性进展困难，缺乏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进。从用户角度来看，电子车牌储存大量个人信息，出于隐私保护，很难期待用户主动安装；从产业角度来看，电子车牌最大的产业价值在于数据发掘，只有形成千万级的客户群体才能发挥。而在产业发展早期，很难依靠市场化的力量自发性成长；从国家角度来看，电子车牌涉及到国家数据安全，从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试验、到核心器件的知识产权，都需要制定相应的规范。产业化的过程需要交通部、公安部、工信部、环保部等多部门的跨部门协作，工作难度较大。直到2013年，公安部和工信部才开始牵手制定行业标准规范。
标准从无到有，从推荐到强制，预示产业开始出现变化。2013年后，关于汽车电子标识的标准稳步推进，期间不断发布关于技术规范的征求意见稿，同时符合国家标准规范的城市试点也不断推进。2017年底，国家质检总局和国标委批准发布了《实施机动车电子标识六项国家推荐性标准》，并宣布于2018年7月正式实施，从空口协议、读写标准、到安装规范给出了详细的推荐性的标准。2018年1月，国标委推出最新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明确指出2018年新出厂机动车应在前挡风玻璃不影响驾驶视野的位置预留微波窗口，以保证汽车电子标识的安装与读取。六项国家推荐性标准和一项强制性标准实施，扫清了电子车牌向全国推广的障碍，大规模产业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朗。继标准实施后，2018年5月，天津启动电子标识试点工程；2019年1月，武汉市也启动新一轮电子标识试点项目，产业或将继续加速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相当程度是由平安城市发起，城市的安防体系建设更是实现智慧城市的基础，在过去多年的发展，平安城市的建设也是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发展到今天，智慧城市的内涵已经涵盖了包括，智慧交通、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社区等多个领域。而正如之前所述，电子车牌作为车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
对于城市基础设施领域，BT模式（交钥匙工程），BOT模式或PPP模式已经成为市场主流，即由总承包商承接项目，设备的采购权落到总承包商手中，议价能力相对提升。这一点在安防视频监控产业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在电子车牌的试点城市如重庆、武汉、天津等，也多采用BT模式，我们认为这一趋势还将延续，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无论是“平安城市”还是“智慧交通”，其社会效益的意义远大于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重要的政绩工程，地方政府推动热情高涨。在显现的财政压力背景下，BT模式，BOT模式或PPP模式日益成为主流，是政府合理的选择。
电子车牌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深化数据应用将是客户的主要需求。企业承接项目之后，不仅仅需要完成软硬件的采集、安装和运维，还需要深度参与到项目的运营之中。一方面需要对大量的联网设备及网络进行日常的监控和运维；另一方面需要对设备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因此，项目型的业务模式比产品型的业务模式更能适应客户的需求。
项目制模式下，解决方案供应商更具竞争优势。早在安防视频监控产业中，这一产业趋势的变化已得到验证。BT模式，BOT模式或PPP模式下的安防产业，企业的参与角色也往往从过去的应标和建设，开始介入需求规划、技术要求编制等全流程，并参与到项目的后期运营中，解决方案供应商也由此应运而生。传统设备龙头和传统集成商也开始向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国内视频监控龙头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纷纷进行垂直一体化整合，切入下游集成与运营环节。传统集成商如高新兴、佳都科技也开始布局智能分析、视频监控系统，开展智慧城市业务。
安防解决方案供应商切入电子车牌产业水到渠成。当前电子车牌产业玩家主要分为，RFID硬件技术厂商与安防解决方案供应商两类。前者以金溢科技，远望谷等为代表，这类企业从产业链的前端切入，目前已经推出各自的电子车牌相关产品，实现了小批量供货或在部分城市开始试点。后者以高新兴、易华录和千方科技等为代表，这类企业在安防领域拥有项目集成和工程经验，通过摄像头掌握了城市数据的入口，在智慧城市日常的运营中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与地方政府合作关系良好。这类玩家更侧重于从产业链的后端进行切入，通过自行研发或者外延并购的方式获得前端技术。从业务发展角度看，安防解决方案供应商切入电子车牌领域逻辑顺畅，是业务的进一步延伸。
我们认为行业的成长将分为两步，
1.在产业化的早期，行业内的公司将受益于电子车牌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前端采集系统带来的价值增量；
2.在产业的成熟期，后端服务运营将为相关公司带来更大的成长空间
读写设备与电子标签组成的前端采集系统在早期产业链中价值量最高。产业链中，电子标签、发卡网点、应用系统与汽车数量成正比，而固定识读基站、移动识读基站与各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及城市的执法建设情况有关。
我们参考武汉试点项目建设情况，3万辆汽车对应5个发卡网点、1个管理平台、1套应用系统。根据公安部管理科学研究所起草的《汽车电子标识通用技术条件》，未来规划在全国设置100万个监测点，当前全国汽车保有量3.27亿进行测算：前端采集系统（只包含标签和读写设备）空间约为342亿元，在早期产业链中价值量占比最高。后端运营服务想象空间更大。这部分主要包括两类：软硬件设备的运维服务和大数据运营服务。对于软硬件设备的日常运维服务，IT产业通常按照购置费乘以一定比例定价。若假定按照10%的比例定价，则每年软硬件运维服务收入的市场空间约在40亿元/年以上。而发展电子车牌最大的意义在于获取、分析、利用背后的数据，基于数据的运营服务将成为电子车牌产业最终极的商业模式。交通行业中的道路流量信息、车辆地理位置信息、车辆保险信息等数据具备极高的价值，清洗后在行业中想象力空间更大。
